1943年，一名日军军官，正在院门口散步，神情自若乐清股票配资，好不自在。谁知这时，路边突然冲出6个壮汉，一枪就把他的脑浆打了出来！

当时，保定地下情报站，有一个叫赵洪勋的地下党员被俘。在狱中，他遭到了严刑拷打，但从未向日军屈服过，日军气得不行，就把他秘密转押，打算对他进行更加残忍的审讯，进而撬开他口中的情报。

日军的这次转押，十分隐秘，哪怕是保定的地下党员多番打探，也不知道赵洪勋的去向。

众人隐隐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那就是，赵洪勋同志可能被日军杀害。因为赵洪勋是保定地下工作站的重要人物，为抗战做了许多事情，所以误以为他牺牲了的同志们，便气得不行，他们决定报复。

而报复的对象，便是一个叫大平的日军军官。

这个叫大平的日军军官，是一个特务头子，赵洪勋之所以落到日军手中，与这个叫大平的日军有关。

刺杀大平的任务，便交给了敌后武工队。

经侦察，同志们发现，吃完晚饭后，大平喜欢到南关车站的篮球场旁边散步，这个篮球场，距离大平的住所很近，稍微走几步，就可以到这个篮球场。

但大平不会打篮球，每次来到这个篮球场的时候，他就稍微看几眼，之后就一个人在附近散步。

敌后武工队经过商讨，纷纷认为，这是一个刺杀大平的好机会，因为大平散步的时间与地点，几乎都是固定的，唯一的问题是，在这里进行刺杀，难度很大。

大平的住所，距离南关车站很近，而南关车站有不少伪警察和伪特务，另外，这里距离保定很近，日军有骑兵也有汽车兵，听到动静，很快就可以追上来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刺杀得手，也很难全身而退，届时，敌后武工队，或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这可不是众人想看到的。武工队的几个干部认为，大平的命还没有那么值钱，为了他再搭上那么多人的命，肯定是不值得的，不过这个大平，是一定要杀的。

这时，有人提出，可以骑自行车，然后换上伪军的衣服接近大平，得手后，就骑自行车逃跑。

自行车比汽车、比骑兵都灵活，自行车能走的路，骑兵与汽车兵不一定能走，实在不行，就把自行车扔进高粱地里，然后藏起来，天这么黑，日军不一定能找到他们。这个提议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。

1943年9月，武工队决定行动。

执行这个刺杀任务的，有六人，其中包括熟悉保定地形的臧永安，武工队一小队队长魏树槐、武工队二小队队长冯志，还有三名武艺超群的战士。

六人换上了伪军的衣服，由臧永安带路，顺利来到了这个篮球场附近。经过一番寻找，臧永安发现了正在篮球场周围散步的大平，便指了指他的身影，告诉其他五人，这个人就是他们此次刺杀的目标。

确定目标后，六人骑着自行车接近大平，这个叫大平的日军军官十分警觉，六人一靠近，他就心生不祥的预感，还回头看了六人一眼。

看到六人身上穿了伪军的衣服，大平这才稍微放下戒备，但依旧保持警惕，因为对于臧永安、魏树槐、冯志等人，他都不认识，甚至还伸手摸了摸腰间。

臧永安说，他们六人是省公署特务队的。

大平明面上点头，暗地里却把手伸到腰间，想取出手枪开枪，而大平的目标，便是二队长冯志。

这时，站在冯志身后的一队长魏树槐，注意到了大平手中的动作，当即大喊一声：“冯志，快闪开！”

二队长冯志闻言，侧身一躲，魏树槐趁机瞄准大平的头部开了一枪，这一枪，直接命中了大平的脑门，枪响后，大平脑浆迸裂，仰面朝天躺在地上。

确定大平已经死了，魏树槐抽身向前，在大平身上一阵搜找，结果就找到了两支精致的小手枪。

大平死的地方，就在他的家门口。

臧永安指了指前方的院子，说这里就是大平的住所。

魏树槐等人一听，竟没有马上逃跑，而是默契地冲进大平的住所，六人搜找一番，又发现了几条枪，还有子弹什么的。六人大喜，带着枪与子弹，就冲出了大平的住所，随后便快速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此地。

率先反应过来的是南关车站的伪军与伪特务，不过他们追上来的时候，臧永安六人，已经跑了五六里。

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臧永安六人，就按照事先的计划，把自行车都扔进了高粱地，而后六人分散，躲进了高粱地。南关车站的伪军，先是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子，但他们担心中了埋伏，就不敢追得太远。

只见伪军随意放了几枪，就撤回去了。

六名武工队员，便趁机回到了部队驻地，他们不仅成功杀了一个日军军官，还做到了全身而退，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。武工队的干部猜测，日军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便连夜带人撤离了驻地。

而在第二天，日军果然派人扑向了武工队原驻地，结果自是一无所获，因为武工队已经撤走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参与这次刺杀行动的武工队二小队队长冯志，后来还写了一本长篇小说。

这本长篇小说的名字乐清股票配资，就叫——《敌后武工队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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